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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？2018年，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在椅子上接受安乐死。药物注入体内30秒后，他突然睁开双眼，说出一句话，瞬间让周围的人哄堂大笑。活到104岁会是什么滋味？当所有熟悉的事物都渐渐远去，生命变成一种负担时，该怎么面对？这位科学家叫大卫·古德尔，1914年出生在英国伦敦，早年学植物学，1935年从伦敦帝国学院毕业。二战期间，他在英国搞烟草研究，后来移居澳大利亚，继续钻研生态学。他在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教书，专攻植物生态和统计方法，编了30卷本的《世界生态系统》系列书，还得了澳大利亚勋章。1979年从全职岗位退下来后，他没闲着，继续当荣誉研究员，一直工作到百岁高龄。古德尔一辈子热爱科学，对自然界充满好奇。他推动了不少生态评估项目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环境变化。作为一个老科学家，他活得长，本该是件自豪的事，能多学多看。可年纪大了，身体跟不上脑子。84岁那年，一场病让他意识到自己真老了。视力退化，看文件都得靠别人帮忙。90岁后，他最爱的打网球也没法玩了，驾照被吊销，只能坐公交车上班。2016年，他102岁时，伊迪斯科文大学担心他通勤安全，让他别去主校区，在家附近设个办公室。他觉得这不公平，大脑还好好的，为什么不能继续研究？但学校坚持，他只好同意。可远离同事，研究就没那么顺了。更难受的是，朋友一个个走了，通讯录里只剩忙音。他开始觉得自己成了负担。一次在家摔倒，躺了两天才被清洁工发现，从那以后行动不便，得靠人帮忙。古德尔觉得，生活质量没了，活着没意思。他早就是国际退出组织的成员，支持安乐死，认为人该有权决定啥时候走。澳大利亚法律当时不允许，除非绝症，可他不是病重，就是老了不想活。维多利亚州刚通过法案，但还没生效，不适用于他这种情况。2018年4月4日，古德尔过完104岁生日，就决定去瑞士。那儿允许协助自杀，只要意志清醒。他先飞到法国波尔多看亲戚，然后去瑞士巴塞尔。5月9日，他在巴塞尔开新闻发布会，面对记者说，选择啥时候死是个人权利。他还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里的欢乐颂，现场掌声一片。发布会后，他和家人吃最后一餐：鱼薯条和芝士蛋糕。5月10日中午，古德尔去巴塞尔永恒精神诊所。那是栋像山区小屋的楼，里面有专用于协助的房间。他坐进扶手椅，医生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。他自己转动旋钮，让戊巴比妥药物进静脉。液体注入30秒后，他闭眼，看起来睡着了。家人和医生在旁等着。突然，他睁开眼，说：“这花的时间太长了！”大家一愣，然后笑起来。说完，他又闭眼，这次真走了。整个过程几分钟，警方后来检查，一切合瑞士法律。古德尔这事传开后，澳大利亚媒体议论纷纷。西澳大利亚议会委员会加快审安乐死立法。有些人觉得，他提醒大家，老年生活质量得重视。社会该多关心高龄者，提供更多支持，让他们晚年过得有尊严。古德尔不是因为病痛，而是觉得活够了，选择结束。这在我们中国，也引发思考。我们强调尊老敬老，社区服务越来越好，但高龄老人心理需求也得注意。科学工作者像古德尔，一生贡献大，晚年该有体面生活。这事还推动国际讨论。瑞士模式让一些国家反思政策，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，坚持以人为本，注重生命价值。古德尔案例告诉我们，活得长是好事，但得活得有质量。社会发展中，得完善养老体系，让老人不孤单，不成负担。像古德尔那样的科学家，知识积累多，对生态研究有贡献，我们也能从中吸取经验，推动环境保护。回想古德尔一生，他从英国到澳大利亚，研究自然进化，对物种保护有见地。这和我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相呼应。他活到104岁，见证世界变化，但最后选择离开，说明长寿不是万能，得有精神支撑。古德尔事件后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开始考虑高龄者权益。国际上，媒体报道多，推动安乐死辩论。但我们中国，注重和谐社会，鼓励老人参与社区活动，发挥余热。像古德尔，如果有更多陪伴，或许想法不同。社会得多建养老院，提供心理辅导，让老人觉得生活有盼头。

流浪狗的生命倒计时—7天没有原主人领养，将被安乐死处理！丽水流浪狗收容中心发布的这则通告引网友热议 有动保人士认为应该放宽收养流浪狗的标准，不能只限原主人领养。但立马有人反对，如果不是原主人领养，谁知道他人领养后...

浙江丽水发布多只流浪犬信息，若7天未领养将安乐死。领养时需要有照片，只能原主人来领养，而且不能对主人有攻击行为，动物保护协会认为，应该开放社会领养，避免一刀切。近年来流浪狗数量确实很多，放任不管，有可能会伤人，...

欧洲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卧病在床的！有在德国的博主说，欧洲老人等到年龄大后，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度日的人少之又少，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这里，他们更愿意用仅剩的时间去享受剩下的时光，死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！在德国、荷兰这样的国家，年纪大了不是意味着“等死”，更不是“靠管子吊命”。有中国博主在德国观察后感慨：欧洲的老人，基本没有人是卧床到最后一刻的。他们不是不怕死，而是更怕没尊严地活着。比起在医院插着管子、昏昏沉沉地熬日子，他们更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，有尊严、有选择地走完最后一程。德国的临终关怀体系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建设了，算是走在世界前列。以汉堡为例，目前市内共有7家临终关怀中心，其中1家是专门为儿童设立的。这些机构大多由慈善组织负责运营，患者从提出申请到入住，平均只需等待十天左右。这些地方不是冷冰冰的医疗机构，而是被改造成了像家的地方，有单人房、园艺区、宗教空间，甚至还为土耳其等少数族裔家庭提供本土仪式服务。德国的临终理念非常明确：不是非要延长生命，而是要减轻痛苦。医生不会执着于抢救到底，更不会让老人靠上呼吸机、插胃管来“拖命”。而家属们的态度也很清晰，很多孩子从小就知道，陪父母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，是家庭责任的一部分，不是回避的痛苦。荷兰则在法律层面走得更远。2020年，荷兰最高法院裁定，只要患者生前明确签署了安乐死意愿，即便到了晚期意识模糊，医生也可以依法执行。这一判决源于一位74岁痴呆女性的案例，虽然她在意识丧失后无法表达态度，但法院最终认为，有效的书面意愿应高于末期的模糊反应。前提是患者经历了“无法忍受的痛苦”，而且必须有两位独立医生共同确认。荷兰从2002年起就已将安乐死合法化，近些年来，安乐死人数逐年上升。到2013年，安乐死已占全国死亡人数的3%。但这个制度并不松散，必须是患者在意识清楚时表达过意愿，且所有程序符合法规。尽管如此，这种制度仍引发了不少伦理争议，例如有人只是因为不想住进养老院就申请安乐死，引发了“精神痛苦”标准是否被滥用的讨论。但无论是德国的人文关怀，还是荷兰的法律保障，其背后都离不开一个经济基础。德国2021年的数据就显示，约27.8%的老人养老金低于1000欧元/月，女性比例更高，达到38.2%。面对物价上涨，一些老人不得不缩短洗澡时间、自己种菜做饭来节省开支。即便如此，很多人依然不愿进养老院，因为那价格实在高，不仅贵，而且住进去后失去了自主权。为了缓解这一问题，德国早在1995年就推出了护理保险制度。每人缴纳工资的2.35%，换来的是护理支出中至少75%的报销，剩下的部分由社会救济兜底。同时，德国老人也不甘心彻底退休，大约40.8%的65至75岁老年人还在通过打零工、做顾问等方式维持收入。根据德国政府数据，目前全国约有55万名退休人员（占总数的2.6%）依赖政府救济，主要集中在低学历或未完成职业培训的人群中。在德国，“拒绝过度医疗”已经成为广泛共识。73岁的退休工人沃尔夫冈·鲍姆就是个例子。他每月养老金有2300欧元，按理说生活无忧，但他依然拒绝接受无效治疗。他还吐槽，德国植牙一次要花9500欧元，这种钱花了不值。与其拖着一身病活得没尊严，不如早一点做决定。德国不少老人选择合租养老，互相照应，还有不少人会请东欧保姆来家中照料，费用只要本地护工的一半。穆勒夫妇就是这样，丈夫坚持不将妻子送进养老院，而是通过东欧护工实现居家照护。既节省开支，又保住了家庭的温度。在临终关怀中心，老人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告别方式，有人喜欢热闹地离开，亲朋满座；也有人希望安安静静地走，不打扰任何人。志愿者会记录他们的故事、为他们换花、陪他们过最后一个生日。在这里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欧洲老人不卧床，不是因为身体更棒，而是因为社会给了他们选择的权利和保障的底气。他们知道自己最后的时间不该浪费在医院一张病床上，而是活得清醒、走得体面。德国和荷兰的这一套体系，并不是靠某一个政策起效，而是法律、医疗、文化、经济多方面配合的结果。他们的做法也并不完美，养老金差距、老龄化负担、护理资源紧张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。但至少，他们提供了一个方向：老人的生命不该只是延长，更该是被尊重。把生命的最后阶段交还给本人，而不是交给管子和机器。

2018年，一位104岁高龄的科学家，正在椅子上接受安乐死，当药物注射身体内30秒后，他突然睁开双眼说了一句话，让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。104岁的科学家大卫·古道尔坐在瑞士安乐死诊所的椅子上，护士将药物注射进他手背静脉时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闭目养神，三十秒后，监测仪器上的心电图突然波动起来，他缓缓睁开眼睛，嘴角扬起一丝笑意：“这药效......可比我在实验室等培养皿发酵快多了。”这位1914年出生于伦敦的科学家，自幼展现对自然的浓厚兴趣，青年时期先后获得化学与植物学双博士学位，二战期间，他放弃从军机会，在导师鼓励下专注科研，相关成果为战时农业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。中年时期的古道尔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，实验室的白大褂口袋里常塞着戏剧演出票，周末他会在皇家植物园指导学生观察菌类，或是穿着便装去剧院帮忙调试灯光，妻子玛丽曾回忆，他总说“科学和艺术都是理解生命的钥匙”。转折发生在83岁那年，一场意外车祸导致他失去驾驶资格，曾经每周必去的戏剧排练厅和实验室变得难以抵达，更令他痛苦的是，视力衰退让他的科研工作受阻，曾经能看清细胞结构的显微镜，如今成了模糊的影像。此后十年，古道尔逐渐减少公开活动，2015年，澳大利亚科学院授予他“终身科学贡献奖”，他在获奖感言中说：“科学的本质是适应变化，正如生命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调整方向。”与此同时，他通过公开信持续呼吁安乐死合法化：“当身体不再能支撑尊严，选择有质量地离开，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。”2018年2月，古道尔在家中浴室意外摔倒，由于独居，直到两天后才被邻居发现，这次事故导致他腰椎骨折、下肢瘫痪，曾经能徒步穿越威尔士高山的他，如今连翻身都需要护工协助。2018年5月，古道尔前往瑞士一家允许协助自杀的诊所，在为期三天的评估期内，他始终保持平静，多次向医生强调：“我希望掌控生命的最后时刻。”实施安乐死的当天，古道尔选择穿上自己最爱的深灰色西装，注射前，他轻声对医生说：“我想自己按下按钮。”这句话，与他年轻时在实验室独立完成实验时的语气如出一辙。药物推入血管的瞬间，监测仪上的波形轻轻一颤，三十秒后，老人缓缓睁开眼睛，那是他年轻时做实验常说的口头禅。诊室里响起轻轻的笑声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依然保持着科学家的幽默。古道尔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，更是整个社会对生命尊严讨论的起点，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有尊严的离别，不是悲伤的告别，而是从容的选择。

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？104岁的科学家，在家人的陪同下远赴瑞士安乐死，在30秒后突然睁开眼，语出惊人，让众人哭笑不得。高寿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种幸福，但对古道尔来说却是种折磨，经历过高质量生活的他，无法忍受身体各个零件下滑的情况。“我期盼着死亡的到来。”在进入晚年后，古道尔经常和身边人谈论死亡，他脸上没有畏惧，只有坦然，可他惊讶地发现，自然死亡离自己太遥远，都成为百岁老人依旧死不掉，能够平静而有尊严的死亡，是他晚年最大的追求，但是却无法完成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喜欢钻研科研活动，研究生态系统，有许多的小爱好，让他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，很有趣味，在年纪上来后，他退休在家，想要好好地享受在老去前的宁静愉快的生活。他喜欢戏剧，经常会去学校里面和剧团里的人排练演出，在舞台上的表演的时候，他感觉整个人都充满活力，哪怕已经七八十岁都没有暂停这个爱好，大家都对他很友善，非常的关爱他这个老人。起初，退休后的生活很有意思，但过了数年后，他就觉得无趣，于是他又重新回去工作，每天搭乘公交车快乐地上下班。古道尔是人老心不老的典范，他善于接受新奇事物，电脑玩得很溜，完全不逊色于年轻人，是同龄人群体中最活跃的一位。每天跟着比自己年纪小一大截的同事们上班，古道尔觉得很有新鲜感，原先大家以为他顶多干个几年就回家安享晚年，没想到这一干就干到一百岁，虽然身体的各项技能都有所下降，但完全不影响他正常上班。见过他的人都感到很惊奇，毕竟没几个人在百岁后还这么有精力，可学校担忧他的健康，拒绝让他再去舞台上表演，还给他换了个离家近的办公地点，陌生的环境和索然无味的下班生活，让古道尔感到很失落。他时常感慨自己忍受够了这种生活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干，不能经常陪在他身边，而且他也不喜欢自己的私人领域被其他人侵入。更令古道尔闷闷不乐的是，原先他没事时可以开车出去玩，但视力下降后，家人就不让他开车，当然他自己也担心在路上出车祸，害了别人就不好了。古道尔感觉自由被剥夺，期盼着死亡早日到来，可比死亡早到的是摔倒，他在家中脚滑倒在地上，居然起不来了，躺在地上的那一刻，古道尔心里充满恐惧，不是恐惧死亡，而是害怕自己就这样没尊严的死在大家面前，这让骄傲一辈子的他无法忍受。幸好保洁来干活时看到他，赶快把他送到医院，医生严肃地告诉他，按照他现在的身体情况，必须有人在旁边24小时陪伴着他，这样才能防止再次出现这种问题。看着孩子们担忧的眼神，古道尔下定决心要早点结束生命，他开始查询如何进行安乐死，或者有没有自杀机构能帮助自己。可惜的是当地不允许用这种方式来死亡，于是他跑到瑞士赴死，在路上他的脸上没有对世界的眷恋和不舍，有的是激动和兴奋。他听着工作人员要如何进行操作，并一再询问他是否确定，每次他都坚定地点点头，只是在他们讨论的时候，提出一个要求，在他死亡时，放《欢乐颂》来欢送他离开人世。在欢快的歌曲下，他慢慢地闭上双眼，嘴角勾起微笑，就在大家凝神瞩目他时，突然他睁开眼睛，说道：“死亡来的有点慢呢。”这句话让大家哭笑不得，看着他再次闭上眼睛，很快药效就发挥起来，他带着美好的愿望进入另一个世界，家人们按照他的要求给他举行了葬礼。古道尔对尊严死亡的追求引起人们的讨论，有时候活太久，或者不想活时，安乐死看来是个不错的办法，但是被许多法律、伦理等问题困扰着，毕竟有时候死亡不只是个人的事情。参考信源：104岁老人来到“协助自杀”诊所完成“去死”的心愿央视网

“安乐死是巨大骗局？瑞士提供的安乐死服务，据说患者只需躺在自杀舱里，按一下按钮，就能无痛死亡。但事后在选择安乐死人的尸体上，发现了让人细思极恐的痕迹。所谓安乐死，本来就是为了让那些身体严重受折磨的人，能在最后...

“安乐死是巨大骗局？瑞士提供的安乐死服务，据说患者只需躺在自杀舱里，按一下按钮，就能无痛死亡。但事后在选择安乐死人的尸体上，发现了让人细思极恐的痕迹。瑞士，这个以“自由”著称的国家，因其独特的法律环境，成为了...

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？104岁的科学家，在家人的陪同下远赴瑞士安乐死，在30秒后突然睁开眼，语出惊人，让众人哭笑不得。医生刚推完Nembutal药剂，他闭着眼哼起《欢乐颂》的调子，家人以为这是药效发作前的平静。谁知半分钟后，他突然睁开眼，扫视一圈围在床边的儿孙，冒出一句：“这药怎么这么慢？”满屋的人先是愣住，随即被这突如其来的幽默戳中，眼泪混着笑声涌出来。这个1914年出生的老人，一辈子都带着英国式的克制，连当年在加纳丛林遭遇毒蛇。也只是冷静地用树枝挑开，此刻却在生命尽头，用一句吐槽打破了死亡的沉重。活得太久的重量，古德尔扛了不止十年。2008年他94岁，还能在墨尔本大学的实验室里，用放大镜修改论文里的植物数据。直到2016年，学校以“安全风险”为由请他退休，他才发现自己连去办公室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那天他坐在书房，看着满架的《世界生态系统》手稿——这套30卷的巨著耗费了他20年心血，如今却连翻页都觉得吃力，关节炎让他的手指蜷曲如枯藤。更让他绝望的是2017年的摔跤。独居在珀斯的公寓里，他凌晨起来喝水时滑倒，头撞在茶几上，直到两天后清洁工上门才被发现。躺在医院里，他看着天花板对女儿说：“我研究了一辈子植物的生命周期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凋零。”那时他的心脏起搏器每跳一下都带着钝痛，青光眼让他连最爱的网球赛都看不清，曾经能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大脑，开始频繁忘记刚刚说过的话。这种对“生命质量”的执着，刻在他的基因里。父亲是皇家植物园的研究员，从小带他观察落叶：“叶子黄了不落下，会拖累整棵树。”1970年代他就加入“ExitInternational”，为安乐死合法化奔走，在学术会议间隙分发传单。三次婚姻里，第二任妻子患癌晚期痛苦不堪，他眼睁睁看着她在医院里耗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这成了他心底永远的刺。为了赴瑞士，他做了周密的“计划”。澳大利亚法律不允许无绝症者安乐死，他两次申请都被驳回，甚至尝试自己服药，却因剂量计算失误失败。最后他在网上发起众筹，标题写着“给一个老人选择终点的权利”，很快收到2.3万澳元，支持者里有不少是他教过的学生。登机那天，他穿了件1950年代的羊毛西装，口袋里揣着母亲留给他的怀表，指针停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1941年。在瑞士的最后三天，他活得像个普通游客。和孙子们在莱茵河畔喂天鹅，去巴塞尔大学看他研究过的标本。甚至在酒店里写了首短诗：“104年，够长了/阳光、书本、网球/还有爱我的人/现在，该说晚安了。”医生评估时问他“是否确定”，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植物标本册：“你看这株桉树，活了150年，风暴来临时它会自己折断枯枝，这是智慧。”药剂最终生效时，贝多芬的旋律正流淌到“亿万人民拥抱起来”。古德尔的嘴角带着笑，像是想起1930年代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。第一次在舞会上听到这首曲子，那时他20岁，眼里的世界像刚发芽的幼苗，充满无限可能。他的骨灰被孙子带回澳大利亚，撒在他研究了半辈子的蓝桉树林里。那些树是他1952年亲手栽种的，如今已高耸入云。有记者问他的孙女：“古德尔先生觉得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？”女孩指着随风飘落的桉树叶：“他说，就像穿着太紧的鞋子走了太长的路，停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很舒服。”那句“这药怎么这么慢”，后来被安乐死支持者印在T恤上。有人说这是对死亡的戏谑，只有真正走近过他的人才懂：

“安乐死是巨大骗局？瑞士提供的安乐死服务，据说患者只需躺在自杀舱里，按一下按钮，就能无痛死亡。但事后在选择安乐死人的尸体上，发现了让人细思极恐的痕迹。瑞士是世界上少数安乐死合法的国家，瑞士的安乐死技术和相关的...